记者走访了广州百果园的几家门店发现,店内已下架果切产品,顾客如有需要可免费提供现切所购买的水果服务。


记者走访了广州百果园的几家门店发现,店内已下架果切产品,顾客如有需要可免费提供现切所购买的水果服务。
位于广州天河的百果园门店

文/图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黄婷 实习生 王仪

近期,想冲刺“水果连锁第一股”的百果园,IPO之路走得并不顺利——前脚刚在港交所递交了招股文件,后脚就被曝出用变质水果做果切、售卖发霉水果等行径。

近日,有自媒体曝光了两家百果园门店存在上述乱象。对此,百果园将回应重点放在了加盟店制度上,对于涉事门店已按照加盟店管理办法要求停业整顿,并责令加盟商对涉事门店员工进行停职再教育。5月11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了广州百果园的几家门店发现,店内已下架果切产品,顾客如有需要可免费提供现切所购买的水果服务。

果品质量争议又上演

事情一出,舆论哗然,再度引发对品牌方和加盟店管控能力的讨论。上海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发文点评称:“近年来,很多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行为都与加盟店相关。品牌不能一味追求扩张速度,而疏于对加盟店的管理和监督。”

在发展过程中,百果园并非没有尝到加盟店规模化扩张带来的甜头。2001年,农业蔬菜专业出身的余惠勇南下深圳,开出第一家百果园门店,这是中国首家水果特许连锁专卖店。一年后,余惠勇选择了开放加盟的模式,百果园的门店进入激进扩张期。招股书显示,百果园全国共有5351家门店,其中自营店只有15家,约有99.72%都是加盟门店。尽管加盟门店的销售收入占比从2019年的88%下降到2021年的81.30%,但依然是公司最主要的营收支柱。

不过,品牌方对加盟店的管控向来是摆在零售连锁企业面前的难题,百果园也并非没有在加盟制度上栽过跟头。百果园加盟商私自采购便宜货品“串货”的现象一度被媒体曝光,称百果园以次充好。风波过后,余惠勇喊停了加盟模式,并将此前加盟店的控制权收回,改为自营。

在2015年经历了密集的融资后,扩张门店的迫切感,让百果园重新走回了加盟模式的老路,并喊出了2020年开出万店的口号。但由于缺少新进融资,百果园的现金难以支撑激进的扩张规划。为了进一步支撑门店扩张,上市就成了重要的一步棋。

记者走访了广州百果园的几家门店发现,店内已下架果切产品,顾客如有需要可免费提供现切所购买的水果服务。
百果园货架上还销售坚果品牌和生鲜品牌的产品

能否卖好大生鲜产品?

高端、昂贵,一向是百果园留给消费者的印象,这与人们以往对水果生意的印象不同。事实上,鲜果本就是一门链条长、成本高、利润低的生意,从百果园的业绩中可以窥见一斑。大量加盟门店带来了可观的收入,百果园却不怎么赚钱。2019年-2021年,百果园的销售总成本分别高达81.00亿元、80.46亿元和91.33亿元,占总营收的90.2%、90.9%和88.8%。其中,包含水果采购成本的已出售的存货成本是销售成本的大头,比例稳定在95%左右。

此外,水果消费的分散化,也让水果零售连锁企业的发展陷入僵局,大量的市场份额仍掌握在菜市场和个体水果店手中。按去年水果零售额计,百果园在中国所有销售水果的零售企业中位列第一,但占据的份额仅为1%,前五大参与者一共也只占市场3.60%的份额。

对于这门“吃力不讨好”的水果生意,百果园在招股书中谈到:“我们相信线上线下一体化及店仓一体化是最适合水果专营零售行业的业务模式。”

线上线下一体化在各个百果园门店中有所体现。记者在广州天河一百果园门店看到,店内货柜上随处可见百果园线上平台的引流标识,在结账时,店员通常都会向顾客介绍线上渠道,并称使用微信小程序或是在APP下单均能够享有同样的优惠,可见线下店是百果园生鲜平台的重要引流渠道。据悉,百果园在采购、仓配、物流、零售各个环节都进行了数字化升级,以实时掌握从采购端到门店端的供需情况及库销比数据。

在鲜果之外,百果园也在积极探索第二增长曲线,余惠勇曾高调宣布要把百果园往大生鲜方向发展。目前百果园APP的次日达板块中有蔬菜、海鲜、熟食冻品等品类在售。记者在门店内也发现,货架上的商品除了鲜果外,最常见的就是百果园旗下的坚果品牌“干货猩球”、干果品牌“鲜果干吃”以及生鲜品牌“熊猫大鲜”等的产品。

大生鲜产品的进入,也使得百果园的线下店越来越不像是一家纯粹的水果店。在传统的鲜果赛道,百果园和洪九果品、鲜丰水果等老对手,从门店网络一路竞争到了资本市场;而进军生鲜综合领域,百果园面临的对手则是互联网巨头和生鲜电商等。在果切风波背后,余惠勇的水果生意能否成功破局,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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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后夫妻创立百果园

5月2日,深圳百果园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港交所递交招股书,摩根士丹利为独家保荐人,有望拿下“水果零售第一股”。

1968年,余惠勇出生在江西德兴的一个村庄,选择就读于江西农业大学的农业蔬菜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江西农科院从事食用菌的研究与开发。

此时,余惠勇的才能就已经显露出来,仅用一年时间就让这个濒临破产的温室基地重新焕发生机,利润超过了过去五年的总和。

不过,余惠勇并不满足于“铁饭碗”,而是带着积累起来的20万元“家底”南下深圳,加入了“下海”闯荡的浪潮。

20世纪90年代初,在全国谈股论商的热情高涨之际,余惠勇的创业道路却并不顺利。历经股市割肉和运输赔本的失败后,他一度产生过逃离深圳的念头。

回到家乡的农科院待了两年,余惠勇最终还是回到了深圳。他揣着兜里仅剩的400元,一边打工一边寻找出路。

在深圳,余惠勇进入一家生鲜企业做水果销售员,每月工资只有1000元。凭借勤奋的工作和专业技能,他很快被提拔为营销部经理,此后跳槽到深圳爱地绿色食品公司做配销经理。

那时,深圳水果市场上售卖的都是昂贵的进口红富士。余惠勇为了吸引顾客,不仅亲自到山东进货——国产红富士,还在深圳设立了27个直销点,承诺送货上门。凭借成功的销售模式,“爱地”公司当年的销售额近亿元。

也就在这段时间,余惠勇发现中国的水果零售连锁市场还是一片空白。2001年,余惠勇和妻子徐艳林一起创办了百果园,并于深圳福田开出了第一家门店。

截至上市前,余惠勇和徐艳林夫妇合计直接、间接持有约35.38%的股权,为公司最大股东;员工持股平台宏愿善果持股8.65%,各投资方共约持股43.50%。

(钟和)

编辑:邬嘉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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